先天積累不足

后天身份模糊

家住湖北的張瑜，今年剛剛走出大學校門，回想起當年在其家鄉藍天雙語實驗學校度過的初三，她依舊感慨萬分：“學校在生活和學習上管理非常嚴格，基本等同于全封閉式教學，也注重更早地培養大家的組織能力和團隊意識，對于同學們的成長很有好處。”當年該校招收的100多人中，超過半數考上了當時所在市的重點高中，還有成功申請到留學機會的佼佼者。但由于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對私立學校的限制等因素，該校同當時的許多私立學校一樣并沒有一直紅火下去。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陶西平稱，民辦高校在優勝劣汰中洗牌分流，一部分得以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強勢品牌，另一部分規模日益萎縮甚至轉讓關閉，最后被依法責令停辦。陶西平指出，目前民辦教育面臨著很多問題，如法律法規相關規定的具體化及程序化嚴重滯后，用地優惠、稅收優惠不能充分落實;現實中遇到的如法人地位、產權明晰等問題尚無明確解決方案；一些民辦學校尚未樹立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影響了行業聲譽，這些都阻礙了民辦教育的發展。

我國民辦高教基本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重起爐灶，發展時間不長、積淀不夠，總體上還沒有完全成熟，又面臨著高等教育擴大規模以及國際化浪潮的猛烈沖擊，這進一步加劇了民辦教育“風雨飄搖”的境況。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張應強教授說，在我國，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只是公立教育的補充，在高等教育中還處于邊緣地位。民辦高教的實力和影響力還無法與公立高教抗衡，強大的公立高等教育先于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壯大起來，民辦教育在開始及發展的過程當中都處于不利地位。

相關政策法律環境壓縮了民辦教育的生存空間，挫傷了民辦教育從業者的積極性和熱情。北京培黎職業學院院長余臨說，民辦學校在我國處境十分尷尬，國家至今都沒有為其正名。模糊不清的身份之下，民辦學校無法享受到公辦學校所享有的國家補助、土地劃撥等福利待遇。以教師保障金為例，國家替公立學校承擔教師保障金，而民辦高校則需要自己為教師投保，一名教師每個月在這方面的花費為2000元左右，職工退休之后公立學校的教師比民辦學校的教師得到的退休金依舊多出許多。民辦學校不好好辦學的現象并不罕見，余臨院長對此調侃道，“在惡劣的生存條件下，肚皮都顧不上了又怎么顧得上臉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