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加拿大法律，在宣判前，嫌犯出庭時可以自由挑選所著衣物。張天一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

孫鵬和母親在一起。

“你只有二十秒時間。”

“什么?你，我，你讓孫鵬把我生日說上來。咱倆守信譽吧，啊?”

這不是孫蒼接到的第一個綁架者電話。但他對“20秒”倒計時仍然猝不及防，這位父親有些語無倫次，不停重復著“什么?”

電話那端在讀秒。

“十秒鐘……八秒鐘”對方沒有再多說任何話，聲音低沉、冷漠。孫蒼抵擋不住地大口喘著粗氣。

“3，2，1。”電話掛斷。

孫蒼意識到，兒子可能被撕票了。

加拿大時間2015年9月28日23點25分。

那一刻，孫蒼已經無法換算加拿大和北京的時差，他只記得9月29日加拿大方面傳來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一起被發現的，還有孫鵬的尸體。

加拿大時間2017年2月21日，法官對這起綁架案做出了宣判。該案涉案至少8人，其中兩人被判刑，分別是14年和7年。

22歲男孩孫鵬生命的最后軌跡全部被包裹在異國法庭3000多字的結案陳詞里，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看似天經地義的“償命”，不適用于7723公里之外的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度。

孫蒼當年送孩子到加拿大，是覺得那里風景優美，治安又好。但實際上，沒有什么是絕對安全的，生命是，擁有巨額財富的年輕生命更是。

“爸爸，我被綁架了”

孫蒼記不清他和綁架者之間通了多少次話，但他把其中6次錄了音。

第一次通話是在溫哥華時間2015年9月27日晚上8點半，也就是北京時間9月28日中午12點半，孫蒼正在位于北四環的自家公司上班。

電話那端，兒子孫鵬只說了一句:“爸爸，我被綁架了，他們拿槍頂著我的頭呢!”

手機馬上被另一個人拿走了，那是一個年輕而鎮定的聲音:“我把你的兒子綁了，我要1200萬，你現在就給我打過來，不然你就再也見不到他了。”對方給了孫蒼一個國內的銀行賬號，讓他轉完賬把截圖發到孫鵬的微信上，電話就這樣掛斷了。

緊接著接到電話的是孫鵬的母親。她正在家里吃飯，恐怖的氣氛里，兒子同樣只有說一句話的機會，“媽媽，我被綁架了。”

事發的前一天是中秋節，孫鵬還與家人們視頻聊天，父母都念叨著，明年中秋節鵬鵬就可以在家過了。

這是一個富有的家庭，孫蒼在改革開放后做建筑行業，擁有了自己的公司，積累了財富。比財富更珍貴的是他35歲那年，兒子孫鵬出生。中關村第一小學、人大附中，孫鵬自幼讀的是北京最好的學校，從小集萬千寵愛于一身。有一次，孫蒼的朋友送來一只鮮活的甲魚，小孫鵬哭著喊著要保住這只甲魚的性命，后來家人特意來到京密引水渠，將甲魚放生。

15歲時孫鵬就被送到了加拿大溫哥華。在孫蒼對兒子的規劃中，從昆特蘭理工大學的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后，孫鵬就會回國繼承家業。

在北京，經商多年的孫蒼有足夠的安全保護意識。選擇楓葉之國作為兒子的進修地，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治安好，是個低犯罪率的國家。

可是在異國居住的第7年，22歲的兒子被另一群年輕人盯上了。

遠在北京的驚慌失措的孫家人，不知道北溫哥華的那幢房子里發生了什么。只記得在一天的時間里，他們始終被恐怖的電話纏繞著，一邊不停重復著贖金，另一邊不停想著“兒子的命”。

孫蒼開始準備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