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的政治因素被夸大了，其實背后的“文化邊界”才是內(nèi)在原因。正像愛默生所說，他們（英國人）既不期望發(fā)號施令，也不喜歡俯首稱臣，但希望自己做主。

在《蘇格蘭的方格子》的系列文章里，我曾說，蘇格蘭人方格呢裙（kilt）的格紋圖案（官稱叫tartan），就仿佛是英倫文化的邊界，顯得涇渭分明。里面的“我”來做主，外面的與“我”無關，正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生活在“格子”里的英國人，似曾相識。

還記得陶淵明醉心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桃花源嗎？還記得老子憧憬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寡民小國嗎？

讓我豁然開朗的是，這種安靜、無爭、利己、自保的英國，在“脫歐”的全民公決后，好像正在出現(xiàn)。英國縱橫捭闔、獨步世界兩百年后，又把自己從歐洲一體化的“大國”情境中分離出去了，重新“漂移”出歐盟的大陸，重新回到了隔海相望的小島。

而且，就在公投前夕，英國女王出人意料地暗示“脫歐”，看來耄耋之年的英聯(lián)邦“幫主”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返回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農(nóng)耕文明了，“日不落”帝國的太陽這次真地要下山了？

英國文化確實是一種早熟的民主文化形態(tài)。從遙遠的13世紀初的“大憲章”運動開始，英國人已經(jīng)開始挑戰(zhàn)至高無上的王權了。最終開啟世界近代文明的“分權”、“妥協(xié)”、“法治”的民主思想，早已收錄在英國文化的詞典中了。

等級分明的社會，漸漸由理性主導的法律、制度開始約束和規(guī)范，洛克的《政府論》更是以限制統(tǒng)治階層的權力為核心，達成社會不同階層的妥協(xié)，法治開始取代人治。

直到17世紀晚期的“光榮革命”，經(jīng)過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血雨腥風之后，理性的妥協(xié)完成了君主立憲制最后的“奠基禮”。

前后四百年的“理性洗禮”，英國人完成了“不徹底”的革命，卻實現(xiàn)了徹底的民主。

但民主除了權利之外，當然還有數(shù)不清的義務。有些黑色幽默的是，理性的英國人，不斷壓抑著自己的熱情、自由、奔放的一面，終于把自己關進了理智、民主、冷靜、制度的牢籠——“格子”。

他們的“文化邊界”壁壘森嚴，卻又看起來玄妙莫測：

我的與你的是有明確界限的，而跨界的風險又在模棱兩可的軟磨硬泡中消解；

好的與壞的是涇渭分明的，而褒貶的評判又一定要披上辯證與客觀的外衣；

是與否是清晰劃定的，而表達是與否的方式又是含蓄的、藕斷絲連的；

對與錯是水火不容的，而善后的處理又是一團和氣的寬容、理解。

英國人從骨子里冒出的“涼氣”，酷似錢鐘書在《圍城》中提到的“魚里隱藏的刺”，總是不經(jīng)意間刺痛咀嚼菜肴的人。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英國人，也不愿意麻煩別人，觸犯別人所占有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會“斷然”謝絕一切殷勤的呵護，不讓上前協(xié)助的人去碰自己的行李；

他們千年不變地用一些寒酸的禮品“搪塞”來自中國的盛情款待，頭腦中總有一根不可跨越的“反賄賂”（Anti-bribery）紅線；

他們愿賭服輸，接受一切既成事實，很少像中國人、美國人那樣勇敢而無畏地投訴、質(zhì)詢，他們崇尚中間道路，而不是推倒重來；

他們喜歡獨往獨來，當然也在意同事間適當頻率的接觸和公關，矜持得只有在酒吧里才能短時間地吐露真情，而出了門，又仿佛一切都沒有發(fā)生。

畢竟他們是英國人。我自詡是個浸染在英國文化中的人，但仍然免不了摩擦與碰撞。文化的砥礪說明每個民族、每個個體都生活在自己的“格子”里，未必能時時“設身處地”、“換位思考”。

重看歷史，感覺美國著名思想家愛默生預言了英國“脫歐”的根源。他認為，英國人既不期望發(fā)號施令，也不喜歡俯首稱臣，但希望自己做主。這說明英國人的“文化邊界”意識非常強烈。

當歐盟體系內(nèi)，東歐的大量移民干擾了本國人的就業(yè)和養(yǎng)老時，英國人內(nèi)心深處排斥性的“界限”遭到了挑戰(zhàn)，他們擔心由于“國際化”喪失自主權。于是，他們“一刀切”地將國際留學生作為移民傾向的人群對待，與“小國寡民”的北歐國家一起抵制針對敘利亞難民所應承擔的國際義務。

“脫歐”是對全球化的打擊，但對英國人而言，是重新明確“文化邊界”的企圖和實踐。

試試看，試著走出我們自己的“格子”，走進英國人的“格子”，試著體會、接受他們的熱忱、幽默、婉轉(zhuǎn)、矯情，也頗具玩味，算是“國際化”的歷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