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翠云為了維權，索性搭帳篷住在了法院辦公樓前……

懷疑被人實施監控，山東青島老人張翠云砸掉了攝像頭，隨后警方將其刑拘，檢方對她進行公訴，法院一審判她無罪后，引起各方爭執。張翠云為了維權，索性搭帳篷住在了法院辦公樓前…… （本社記者 李曉磊 發自山東青島）

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辦公樓前的臺階上，一頂草綠色的戶外帳篷格外顯眼，張翠云在這里已住了8個多月。她今年66歲，去年因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被關進看守所，羈押的288天里，她一直絕食，最后靠營養液活了下來。

其實，法院幾次要對張翠云取保候審，但她不想出來，“我是被冤枉的，是不是該給個說法？”今年1月份，她還是被法院強制取保候審。可這沒換來她的感激。

不顧官方勸阻，她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從3月1日起，全天候住在了城陽區人民法院辦公樓階梯上。6月初，張翠云的獨生女兒李克梅花幾百元買了一頂帳篷，兩人在法院大院內的生活正式開始。

從法院到張翠云的家，只有不到兩公里。8個多月來，她沒回一次家，女兒除回去拿些換洗的衣物外，幾乎也不踏足曾經溫暖的家。

張翠云的家位于城陽區城陽街道辦事處的小寨子社區（此前為小寨子村）。她的父輩就生活在這里，自己也沒外嫁。本來與村子有著多年感情，現在，卻成為村子的“仇人”。

去年被刑拘前，張翠云的身體狀況還不錯，住進帳篷后，身體基本垮了。采訪間，她一直橫躺在防潮墊上，幾次想坐起來，后來又不得不放棄。

每隔幾分鐘，她就會全身發抖，并不時捂住腹部掩蓋疼痛，間接性吐血導致她氣色極差。而且，她在無法直起腰的帳篷里，想出來走走都很難。

所以，張翠云的女兒經常攙扶著母親在法院臺階上散步。由于法院大門正臨城陽區中心最繁華的正陽路，這一幕常被路人看到。紛至沓來的質疑，讓法院甚是煩惱。

兩個多月前，法院判決張翠云無罪，但母女倆仍不搬離。緊接著，城陽區人民檢察院就此案提出刑事抗訴，認為法院無罪判決明顯錯誤，但法院覺得判決并沒問題。

至此，青島張翠云“毀壞財物案”，再次陷入“暗戰”。

懷疑被監控后砸毀攝像頭

張翠云涉及的刑事案件源于6個攝像頭。

此前因村里一些遺留問題，張翠云多次到城陽區人民政府舉報小寨子村幾個村干部。

在法庭上，張翠云供述說，2015年1月8日，她和部分村民到區政府反映問題時，遭遇了村干部安排的人攔截、威脅；3月17日，她再次到區政府時，又遭遇不明身份人員跟蹤，并有人用雜物堵了她家的鎖眼。

“當天，村干部在我家窗下等位置安裝了攝像頭。”張翠云說，“他們是想對我進行監控，害怕我再去政府舉報。”

記者注意到，攝像頭有三個，分別位于小寨子村民居住的華城路二小區34號樓、36號樓，以及這兩棟中間平臺上。

34號樓1單元301是張翠云的家，攝像頭安裝的位置，一臺在她家東側窗戶下面，一臺位于自家單元門口，還有一臺安裝在她出入家門的必經路上。

這三臺攝像頭只有一臺能拍攝到張翠云家，其余兩臺監控不到室內場景。

但張翠云覺得三臺攝像頭全在監控她。

小寨子社區委員張維波證詞稱，他第一次安裝攝像頭是在2015年1月份，理由是，那段時間小區被盜案件時有發生，“村民反映強烈，為了減少發案率，經過社區黨委研究安裝了攝像頭。”

城陽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上述三個攝像頭第一次安裝時間為2015年3月份。

張翠云覺得，這些攝像頭的存在，侵犯了她的人權和隱私權等。

2015年3月20日，張翠云將該情況反映給城陽街道辦事處信訪辦的袁永波主任，袁告訴她，“已通知村里拆除”。但村里并不理會。

袁永波主任目前已經不在信訪辦工作，對于這個細節，對方拒絕回應。

當天回家后，她就想砸掉攝像頭，思來想去，她又選擇報警，讓警察為其作證。

“沒一會兒警察就來了，在他們見證下，我拿著斧頭把三個攝像頭砸了。”張翠云說，整個過程警察沒有制止，事后，警方離開現場。

4月8日，小寨子村干部又讓人在上述三個位置，重新安裝了攝像頭。

4月9日，張翠云又將該情況反映給城陽街道辦事處，無果后，她又把警察叫到現場，當著警察的面，再次將3個攝像頭砸毀，“警察依然沒制止。”張翠云稱。

這一次，她被口頭傳喚到城陽派出所。

但前后兩次的處警民警均稱，他們勸說了張翠云，張不聽勸告。

那么，到底是警察到達現場后張翠云開始砸攝像頭，還是到達現場后已經開始？青島市公安局城陽分局（簡稱城陽公安分局）表示：“我們執法沒問題，其他不接受采訪。”

對此，張翠云說：“警察有執法記錄儀，只要對外公開就一目了然。”

一審被判無罪

砸完攝像頭后，2015年4月17日，張翠云又到區政府反映問題，同日，她被城陽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案由是，涉嫌毀壞財物罪。隨即，被關進青島市第三看守所。

但從進入看守所第一天起，張翠云就選擇絕食，管教想了很多辦法，張翠云仍不進食，無奈，看守所方面只能為其輸營養液。

為了保證她的安全，看守所采取24小時看護，這讓張翠云很是感激，“如果不是他們，我早死了。”后來，她讓女兒給看守所送了一面錦旗。

張翠云說，在看守所期間，法院想對她進行取保候審都被拒絕，“我要的是無罪判決，如果有罪，寧愿坐牢。”

4月30日，城陽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了張翠云。

案件偵查了6天后，城陽公安分局就將該案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5月11日，城陽區人民檢察院針對張翠云案，僅用5天時間審查完卷宗，向城陽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在檢方起訴書中，張翠云除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外，還多了一條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該部分以獨立段落，出現在起訴書第二部分的案件由來中。

法庭上，公訴人稱該部分系筆誤。對于此辯解，法院稱不予評判。

需要指出，“張翠云案”在審理時遭遇多次波折。據悉，法院接到起訴書14天后開庭，該案第一次開庭為2015年5月25日。訴訟期間，檢方因需補充證據，兩次建議法院延期審理。

后來，經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批準，案件先延期審理了3個月，后經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案件再次延期審理3個月。

截至張翠云接到一審判決書，該案審判時間共用16個月零2天。當地一資深檢察官說：“相比較于審判時間，警方的偵查和檢方的審查起訴太短了，來不及審核相關證據。”

2016年1月15日，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了張翠云案。這一天，李克梅才第一次見到被拘留后的母親。除她讀大學期間，母女倆從未分開過這么久。

在判決書還沒下達時，1月29日，城陽區人民法院對她采取了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張翠云當天被釋放。因張翠云堅決不離開看守所，最后被抬出看守所。

這時，她在看守所已經住了288天，也絕食了288天。

回到家后，李克梅發現母親的體重只有70多斤，“進看守所時有120多斤”。最麻煩的是，張翠云因長期絕食，已完全無法食用正常的食物了。

在朋友幫助下，李克梅只能購買營養液，每天讓母親服用。

張翠云身體稍微好轉后，開始去城陽區人民法院討說法，“我就想知道，他們為什么取保候審我？”該院人士告訴記者，“是看在她年齡偏大、身體虛弱的份兒上。”

可張翠云并不買賬。

于是，從今年3月初，她就住在法院大門口的臺階上至今。法院方面覺得，該案在審判程序上不存在任何問題，張翠云不該住在他們辦公樓前。

2016年9月12日，城陽區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判決：被告人張翠云無罪。

法院認為：“張翠云故意損毀公共財物的事實清楚，但現有證據認定被損毀的物品價值事實不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翠云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接到判決后，張翠云沒將帳篷撤離法院，“既然無罪了，我要知道是誰在背后害我。”

另外，她對檢方指控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是筆誤的說法也不認可，“那是法律文書，怎么可以如此不規范？”

關鍵證人作偽證被判刑

從法院判決結果來看，張翠云之所以被判無罪，是因為她損毀的攝像頭價值無法認定。記者獲悉，這個問題之所以在后期出現事實不清，是因為前期有人作了偽證。

需要指出，故意毀壞財物罪，構成犯罪的財物要達到一定價值，該案中，攝像頭的價值，決定著法院對張翠云的判決和量刑。

民主與法制社記者調查發現，作偽證的人名叫于某海，其身份系城陽區潤海盛電氣自動化安裝工程部（簡稱潤海盛安裝工程部）的經營者，也系小寨子村村民。

張翠云涉案的6個攝像頭，均由于某海承接工程并進行安裝。于本人在該案判決書中也以關鍵證人的身份出現。

城陽區人民檢察院向法院提供的證人證言中，于某海的證言交叉在大部分案情中。

蹊蹺的是，2015年8月25日，于某海因涉嫌在張翠云案中作偽證，被城陽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今年1月5日，檢方對其提起公訴，稱于某海作為證人對案件中涉及財物價值的重要情節，作虛假證明、提供虛假發票，導致張翠云案中的被損財物價值發生重大變化，嚴重妨害了司法機關的正常訴訟活動。

2016年9月9日，于某海因犯偽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而他作偽證的動機，目前無據可查。

記者從張翠云案的判決書中看到，于某海所稱的第一次被砸毀的攝像頭安裝時間有兩種說法，開始稱2015年1月份，后期又說是2015年3月份。

在判決書中，于某海說攝像頭有3臺從市北區購買，但這3臺機器的具體情況，判決中沒有顯示。

另外幾臺攝像頭生產廠家為杭州擎安公司，于某海說張翠云砸毀的攝像頭型號為，一臺長型GNC5215（-E），價值570元，兩臺球型GNP610-1R（200萬像素），共價值7300元。

可該公司銷售經理楊瀟瀟的證言顯示，他們從沒賣給于某海GNC5215（-E）、GNP610-1R（200萬像素）的攝像頭。

杭州擎安公司僅賣給于某海一臺型號為GNP610-1R（130萬像素）的攝像頭，該機器包括稅金在內價格為1500元；他們還賣給于某海另一臺機器的型號是GNC5115（130萬像素），包括稅金在內，價格只有235元。

這兩臺攝像頭的銷售時間為2014年12月1日。

楊瀟瀟說，2015年4月13日，他接到于某海電話，要求公司給小寨子村開具一份發票，貨物名稱為200萬像素的紅外筒型網絡攝像機1臺，價格478元，200萬像素紅外網絡高速智能球機2臺，價格11452.99元，價稅合計13960元。

于某海告訴楊瀟瀟，他購買該公司的攝像機被砸壞了，可報的價格，物價機構不信。“為了維護于某海這個客戶，就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貨物、名稱、型號把發票開好郵寄給他。”楊瀟瀟稱。

而這個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貨物、名稱、型號出具的發票，被檢方采納為證據。

2015年6月8日，于某海又發給楊瀟瀟一個高端攝像機及參數，并讓其按照該參數制作發票，“之前估價太低，現在要高端的，讓物價機構估價高點。”

判決書中楊瀟瀟證實，為了收回貨款，他按照于某海要求開具了發票。于當場付了12420元貨款。隨后，于又讓楊找了產品清單、保修卡、送貨單和合格證等。

此時，距離張翠云最后一次砸毀攝像頭，時間已經過去整整2個月。

司法“暗戰”

值得一提的是，青島市城陽區價格認證中心，還依據于某海提供的一些虛假證據，在2015年4月13日、16日就上述涉案攝像頭，分別出具了“山東省涉案物品價格鑒定（認證）書”，兩份鑒定書的鑒定總價合計為16870元。

這兩份鑒定報告，成為城陽檢察院批捕和公訴張翠云的重要證據。

城陽區人民法院則證實，這兩份鑒定中的檢材規格型號與實際不符，鑒定意見不具有客觀關聯性，他們對鑒定出的物品價值不予認定。

2015年8月18日，張翠云被關押4個月后，青島市城陽區價格認證中心第三次對涉案物品進行鑒定，此次鑒定的總價值為5522元。

這次鑒定的檢材型號，不僅與前兩次有所不同，城陽區價格認證中心還把被砸毀攝像頭的運費、安裝調試費、純利潤、稅金全部加了進去。

張翠云又對該鑒定提出異議。

城陽區法院認為，“需委托并由青島市價格認證中心做出復核認定”。另外，該案在審理期間，法院已對公訴機關發出補充偵查建議書，“建議補充認定涉案物品價值的鑒定意見等證據”。但直至判決書下達，公訴機關也沒將這些證據移送至法院。

而本案的審判時限，已不允許法院繼續延期審理。因為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青島中院和最高法已經分別批準延期審理各三個月，審限已經用盡。

城陽區人民檢察院認為，青島市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關于張翠云故意損毀公私財物案中相關委托事項的函”，可以認同為鑒定依據，并指控其涉案物品價值為6558.84元。

城陽區人民法院則認為，這個函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鑒定意見的證據形式要件，不具有鑒定意見的法定效力。

檢方卻堅稱，這份函件具有法律效力。

為此，張翠云一審被判無罪后，9月21日，城陽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被告人張翠云的行為符合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記者欲就此采訪該案公訴檢察官，城陽區人民檢察院以該檢察官被抽調到其他專案組為由，未對相關質疑進行回應。

雖然張翠云一審被判無罪，但她仍是城陽區司法界的難題。在當地多個官方人士口中，張翠云是難纏的上訪戶，尤其這次她極端地選擇了住在法院門口8個多月。

記者采訪發現，張翠云目前給當地司法帶來的尷尬，根源并不復雜。

據張翠云講，早年間，她先后當過小寨子村大隊會計、村辦企業副廠長，1994年時，還接手了瀕臨破產的村辦集體企業“嶗山四針”（后改名青島城陽盛源針織廠），并擔任法人代表。

按照她的說法，這個企業當時賬面資金為零，“房屋破損漏雨，機器老化，一大批工人很久未開工資。”

經過一系列改革和調整，這個即將破產的企業起死回生，還創造了可觀效益，“最多時，我手下有兩百多名工人。”張翠云說，“老伴兒去世的早，我一個女人帶著孩子很不容易，還要把企業搞起來。”

經過幾年發展，2000年時，她和村委會簽訂了買斷廠房30年的合同。2003年，小寨子村開始進行舊村改造拆遷，“村委會卻開始與我的廠房歸屬權打起官司。”張翠云說。

“2004年12月我與村委關于廠房歸屬權的官司，還未迎來最終判決之際，有關部門將此廠房拍賣了。”張翠云告訴記者。

為此，她走上了漫長的上訪路，并最終攤上刑事官司，家庭和她的命運也就此改變。

女兒李克梅雖取得了大學學歷，但今年33歲的她還沒成家，除了料理著自己的面粉批發生意外，其余時間全用在了母親的事情上。

“我們的家已經毀了，也難以回頭。”李克梅說，自己也不敢找男朋友，“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給人家添麻煩。”

每次談到女兒，張翠云會緊閉眼睛不停抽噎，但眼角已經看不到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