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高職高專秋季教材市場的發行大戰正如火如荼，而在一家大型出版社擔任發行人的羅女士卻表示：“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亂象叢生，我不想干這個行業了。”

全國高職高專在校生約為1000萬人，每名在校生的教材開支平均每年在300元左右，以此計算，全國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的份額為30億元左右。

“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蛋糕，由于準入門檻低，把關人角色缺位，導致各路出版商群起而攻之，各種顯性、隱性規則大行其道，山寨版教材頻繁現身，坑害的是學生家長的錢包與孩子的前途，鼓起的是部分高職高專老師與出版商的腰包。”業內人士說。

近日，羅女士和其他幾位出版人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了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上的種種“貓兒膩”。

出版商像“藥販子”，不擇手段推銷教材

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是伴隨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而興起的，與本科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教材相比，起點較低，基礎較弱，但發展速度很快。據《2009全國大中專教材數據分析報告》與《新華書店大中專教材目錄》統計，165家出版社中品種增長最快的是高職高專教材，從2004年的9629個品種增至2009年的35572個品種，增幅為269.43%。

在2008年以前，高職高專及其老師編寫、出版教材的愿望不是很強烈，主要以個性化校本教材為主。后來，發現編寫教材不僅可以賺錢，還可以用于高職高專教學改革與專業建設項目的申報、驗收，高職高專及其老師編著、出版教材的激情一下子被點燃了。

從校本教材，到公共課的大學語文、數學、計算機，再到專業課、實踐課教材，每編著出版一本教材，在一所高職高專就有幾千本的銷售量。

為將這些利潤收入囊中，出版商不惜使用高額回扣等各種手段招攬業務。湖南一所高職學院院長曾痛斥出版商像“藥販子”，每天不擇手段地推銷教材。一位在山東中部地區一所高職學院擔任計算機課的老師也表示：“現在很多出版社采用各種招數讓學校用書，只要用他們的書想做什么都行。”

據知情人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這股“毒流”始于某鐵道出版社銷書返點的做法。緊接著，北京某理工出版社、大連某理工出版社迅速跟進，很快，蔓延禍害至全行業。

知情人士給中國青年報記者講述了一件“圈子”里的事情：江蘇一所高職學院的老師正在編寫一本教材，南京某大學出版社、中國某冶金出版社、中國某傳媒出版社、中國某海洋出版社都不約而同地找到這位編者公關。你開30%的版稅，我開37%的版稅，他開38%的版稅，層層加碼互不相讓。最終，這位編者電話告知先前約定的一家出版社編輯說：“我不能與你合作出版了，我們要利益最大化。”

據羅女士透露，部分高職高專在接待出版社過程中，都會列出一張表格，上面詳細記錄了各家出版社出版教材有沒有“科研經費”返點。哪家出版社有，哪家就具有優先入選權;哪家出版社給得高，就與哪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家心知肚明。

更有甚者，內蒙古一所高職學院打電話直接詢問羅女士：“你們提不提供‘科研經費’?”當羅女士問“教材出版與‘科研經費’有什么關系?”對方反問：“你們是不是出版社，這種規矩都不知道!”

山寨教材橫行，出版商與學校老師得利

某出版社負責人回憶說，在2000年～2002年第一輪“教育部高職高專規劃教材”中，教育部統一制定教學基本要求和專業大類培養規格標準，統一組織編寫，統一審定出版。可在2002年～2010年第二輪教材規劃建設中，絕大多數是作者本人自主申報選題、專家評審通過選題、作者自主編寫出版的模式，給予作者和出版社很大的自由空間。

這本是件好事，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不少無資質的出版社卻紛紛闖進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并利用任課老師希望通過出版教材獲得職稱評定或經濟利益的訴求，大肆出版公共基礎課程教材、專業課教材，使得高職高專教材市場呈泛濫之勢。

據2007～2009年全國高職高專教材使用情況抽樣調查，284所抽樣院校使用的名為《高等數學》的教材，出自90家出版社，品種數高達256個。其中江西某高職學院使用3家出版社5個不同品種的《高等數學》。154所抽樣院校使用名為《計算機應用基礎》的教材，來自63家出版社，達到141個品種。

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高職高專的公共基礎課程教材上，白熾化的市場競爭迫使出版社采用短、平、快的策略轉戰出版專業基礎課程與專業技能課程教材。

“管理學基礎”是財經專業大類的基礎課程。在上述抽樣調查中，123所高職高專就使用了45家不同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學基礎》教材。旅游專業大類的招生數在高職高專19個專業大類中不算多，但對2010年秋季《新華書店大中專教材目錄》中旅游類教材的統計發現，全國有46家出版社系列出版高職高專旅游類專業教材，版本之多已經遠遠超出了專業教材個性化的合理需要。

本報記者隨手翻閱了某教育出版社與某科大出版社的《機械制圖》，后者內容與前者的雷同率達到70%～80%，價格比前者每冊貴20元左右，卻被西南地區部分高職院校廣為采用。

據透露，出版社還經常“換皮”出版山寨版教材。某出版社出版一本精品教材后，另一家出版社就會拿著這本教材游說高職高專的老師出書。如果老師表示沒有時間、精力編著，出版社自有辦法：只要老師保證1000冊～2000冊的發行量，他們會幫老師編著好，老師只管署名就行。

依次擊鼓傳花，一本教材可以被出版社找到若干所高職高專的教師再出版，只是換一下封面與作者，內容同質化現象嚴重。例如，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數學教材，就有六七個不同的封面，令人眼花繚亂。

而出版社則給山寨版教材高定價、低折扣，并用高版稅拉攏老師，幫助其銷售營利。

比如，國家對教材出版物的指導價是1.6元～1.8元/印張。一本17個印張的《機械制圖》合理價格在27元左右。可有的出版社把同樣印張數的《機械制圖》教材定價40多元，再以三至四折的價格賣給高職高專，讓院校與老師賺取其中五成多的價差，出版社仍然有利可圖。以浙江一所高職高專學院為例，他們從北京一家圖書公司采購英語教材，僅圖書公司返給該校的“科研經費”就達10多萬元。

此外，就是給編著者開高版稅。國家規定出版社的版稅是碼洋的10%。部分出版社為了調動高職高專教授編著、出版教材的積極性，開出碼洋的30%～40%作為版稅。由此，派生出不少教材編著游擊隊與小作坊。遼寧某理工出版社在不同城市設有工作室，給所在地高職高專教授提供教材組稿、申請書號、出版印刷、發行回扣等“一條龍”服務。

最終的結果是，出版社和高職高專院校、教師賺得盆滿缽滿，而學生拿到手的卻是定價高、質量不高的教材，甚至有一些教材別字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