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的小升初不太成功，但各方面都努力過了，無怨無悔。”——這位家長的網名叫“太不容易”，一如這個夏天所歷經的擇校過程。推優輪空、特長失利、點招失敗，在折騰一圈后，她的孩子還是回到原點——到最早被錄取的北京建華實驗學校2+4實驗班就讀。

相形之下，另一位家長齊女士還未得到解脫，7月6日是北京市西城區公立學校電腦派位公布結果的日子，她正焦慮地等待孩子最終的歸宿。“太煎熬了，真希望以后的孩子和家長可以不再如此受折磨，雖然很可能只是一個美好的夢……”

每個家庭的“小升初”之苦，濃縮的是整個社會義務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現實，校際強弱懸殊幾成民怨之源。“現在教育不均衡、不公平已經到了歷史最嚴重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如此感嘆。當民眾訴求從“有學上”向“上好學”加速轉變時，義務教育均衡化的“日程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硬件分化之困

“國家辦學校，既要有質量的底線，更要有不能突破的上限”

“義務教育均衡化首先要追求起點公平。”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明說，學校之間特別是一個學區內的學校要硬件基本一致，師資基本一致，生源基本一致。

在日本每所公立小學門口，都有一個相同的雕像——背著柴火的少年埋頭讀書，這個細節被程方平寓意為標準化建校的象征。“在日本，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同時在建的學校都是一個標準。”他坦言，“我們的學校現在發展沒有上限，有的好學校建個校門花80萬元、上課用觸摸式黑板，有必要嗎?”

重點校制度，被不少教育界人士視為校際“溝壑”難填的根源。基于各種利益驅動，一些地方政府給予重點校特殊的政策和待遇，而重點校通過擇校、共建等途徑，又獲得遠遠超過普通校的教育資源。

“這幾年總有人說不能‘削峰填谷'，我們要看這個峰是不是還在長，如果無限增長，這個峰必須要削，當然谷更要填。”程方平認為，國家辦學校，既要有質量的底線，更要有不能突破的上限。他相信，公立學校在義務教育階段實現標準化是大勢所趨，“過去長時間形成的利益集團”遲早要被破除。

師資流動之難

“不能只靠推行試點和行政命令，而有賴于頂層設計和制度保障”

幾經波折，家長李先生近日終于為“小升初”的女兒敲定了學校，師資是他擇校時最先考量的指標。“一個學校最大的資源就是老師，相比之下硬件差距容易縮小，”洪明認為，義務教育均衡化的核心在于回歸師資均衡。

然而，理想的豐滿映襯出現實的骨感，師資流動在實際運行中難免遭遇“知易行難”。正如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馬戎所言，重點校能提供高工資、高福利和發展機會，普通校難以比肩，如何能讓被流動的教師認可?而如果強制流動，又可能與教師的聘用機制對立。“假如一個教師通過競聘進入好學校，最后又被強制派到一個薄弱學校，違背了聘用制的雙向選擇原則。”洪明解釋說。

當然，近年來安徽銅陵、山西晉中等地“試水”師資輪崗，堪稱可資借鑒的樣本。但放眼全國，師資輪崗和校長輪崗仍未在較大范圍內、尤其是一線城市形成長效制度。

在華東師范大學前黨委書記張濟順看來，師資流動不能只靠推行試點和行政命令，而有賴于合理的頂層設計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日本教師每5年必須輪崗，因為他們被納入公務員隊伍”。據介紹，日本教師的“定期流動制”屬于公務員“人事流動”的范疇，不僅程序規范，還采取學區流動、僻地關照的政策。

不過，刻板移植他國經驗也有“副作用”之虞。“教師變成公務員進入干部序列，抹煞了作為職業化人才的身份，可能會影響教學專業化程度。”洪明說。

生源“掐尖”之弊

“總在不重要的棋子上做文章，時間長了，老百姓會覺得是在作秀”

在“e度教育論壇”，家長們回憶起北京十一學校的“小升初海選”，唯一的感受是“震撼”。幾千人趕考的場景，與某些薄弱校的“門庭冷落”形成鮮明對比。

對于生源的“貧富不均”，有人將之歸咎于優質學校的“掐尖”，抑或家長教育理念的走偏。對此，程方平頗不贊同，“當公立學校被分為三六九等，怎么能要求老百姓在‘小升初'時聽天由命?”

“老百姓的教育公平觀和國家意義的教育公平觀是不一樣的。”洪明如此分析，“老百姓認為好孩子進好學校才是教育公平，目前電腦派位的前提是學校不均衡，這可能導致有些好學生進了薄弱校，從國家層面上是生源均衡了，對家長來說不公平。”

歸根結底，現代義務教育的目標，并非選拔淘汰，而在于保障所有國民公平享受教育，提升整體素質。從這個角度而言，“改變基礎教育集中資源培養少數尖子的精英教育思路”，已是勢在必行。

可惜的是，盡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已經就義務教育資源均衡化提出應對措施，但只是原則性的。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顯示，迄今為止，這些原則中的多數尚未在立法層面有專門法規和部門規章予以詳盡規定，社會各界也沒有對這些措施形成普遍共識。

“教育問題不是高科技，就看政府辦不辦。下棋找到棋眼，這棋就活了。總在不重要的棋子上做文章，時間長了，老百姓會覺得是在作秀。”程方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