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43名天才少年來到安徽省城合肥參加中國科大少年班的復試，再過3天，他們中經過幾輪篩選之后的合格成員，就將組成新一屆的少年班……他們會是今年中國科大少年班的“準神童”。(《新安晚報》)

不久前，2011年北京育才學校中科院一年級班測評初試(俗稱超常班)在西城區陶然幼兒園正式開考，800余名“準神童”報名應試。上午7時30分，大批家長帶著自家的“小神童”來到幼兒園。為保證考場秩序，校方只允許一名家長將孩子送到考場門口。大批家長因此被“攔”在了幼兒園外。(CFP提供)

跨越時空

再現神童的“前事”“今生”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向他推薦智力超常兒童——寧鉑。與此同時，各地發現“早慧兒童”的信件涌向黨中央、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大。這種情況下，中國科大提出創辦少年班設想，并于1978年3月，按照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招收了700多名學生。在這些學生里面，包括了破格選拔的20名少年，他們當中最大的16歲，最小的只有11歲。

時至今日，我們不禁好奇：當年“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中國“神童”教育浪潮的“神童”今日又身在何處?放眼寰宇，與中華大地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又有哪些“神童”的故事?

寧鉑——“中國第一天才少年”

如今，人們在談到“神童”教育時都離不開這樣一個名字——寧鉑。他曾是全國矚目的“神童”。1977年，作為中科大少年班破格錄取的第一人，寧鉑就這樣在不經意間讓全國不少父母為制造“神童”著迷，他自己也成了無數孩子的榜樣。然而，當年的“神童”，經歷了怎樣的生涯路徑?此時的寧鉑，正處于一種怎樣的生涯狀況呢?

其實，寧鉑的“神童”生涯并非一帆風順。從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離開科大，其間，他做過許多次離開的掙扎，但無一成功。在這25年的時間里，寧鉑必須服從大家的安排，滿足師長、學校、國家，媒體圍觀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詩”。作為一個“神童”，他必須壓抑16歲甚至更早即已到來的青春期的騷動，不能說，更無處求教，因為他是寧鉑。寧鉑確實聰明過人，但是他的分數與神話不符，因此他還必須無數次與分數不理想的現實展開搏斗，因為不這樣就會讓有些人覺得寧鉑已經不行了。所有的事實讓這位“神童”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裝成一個天才的樣子——在對天文學的求學之路阻斷之后，他只能轉向了對神秘的“星象學”的研究，但也正是由于這段經歷，直到今天，寧鉑的許多老同學還都是如此反映——“當時他有些神叨叨的”。

無論社會輿論如何，寧鉑本人似乎對“神童”的光環并無太多的好感。早在1998年，寧鉑參加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一期有關“神童”教育的討論，針對“神童”教育，他表達出不予肯定的態度，而這期節目，也被傳為是寧鉑在向“神童”教育開炮。現如今，素有“中國第一天才少年”之稱的寧鉑就在離江西南昌不遠的一座寺院落發出家，并且擔任了該寺佛教學院的講師。雖然寧鉑的最終抉擇讓世人瞠目結舌，但我們依然能夠在這位僧侶的身上看到昔日“神童”的影子——“寧鉑講課的語速很快，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從不翻教材，卻能說出哪個內容在教材的哪一章哪一頁……”

昔日的“神童”變成了高僧，或許能夠說明一個現實——寧鉑需要的是一份寧靜的生活，而非“神童”的路子。

科斯——媽媽眼中的“失敗神童”

今年30歲的科斯回憶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媽媽，一定要讓我知道，自己是與眾不同的。”科斯的媽媽是一位精神病醫生，她堅持表示，自己的兒子在3個月就開始學說話，6個月就能像大人一樣交談。她還說，科斯在3歲時就能做算術，看樂譜，并能流利地說好幾種語言。萊伯·科斯本來很可能成為另一個莫扎特，至少他媽媽是這么認為的。

因為自己的天賦，科斯沒有一個“正常”的童年。他的童年生活混雜了音樂課、和家庭教師討論、到博物館學習象形文字等各種活動。

目前，30歲的科斯在IBM公司從事技術支持的工作，同時，他還經常進行各種兼職的演出。他會說好幾種語言，包括人造外星語言“克林貢語”和世界語。科斯說，他對自己生活的大多數方面都是很滿意的，但科斯的母親卻不像兒子那樣樂觀，她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失敗的‘神童’，對此我覺得沒什么可高興，我已經完全垮了。我感到很失望，我的心都碎了。”

雖然母親始終抱怨自己不成大器，但科斯對自己的選擇卻一點也不后悔，他希望自己的音樂生涯能夠繼續，也希望自己能有穩定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也一直在變好。

審視當下

抹不去的天才情結

直到今天，我們對天才的盲目追求不但沒有慢慢消減，反而通過其他的形式變本加厲，而且越來越“務實”和“長遠”了。之所以變得“務實”，是因為家長和大眾不再牢牢盯住天才這個本身就無法明確定義的概念，而是關注了實實在在的高考分數;之所以變得“長遠”，是因為類似中國科大的“少年班”已不解渴，“早教班”才是成才“關鍵”。

屢禁不止——如火如荼的“高考第一”

7月1日，我國南方某省教育廳發出通報，對省內個別高中違規進行高考成績宣傳的錯誤行為進行批評，并要求這些學校和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違規宣傳發布高考成績的行為進行限期整改。但是，即使在通報發出后的第5天，該省份的多所高中依然“逆流而上”，違規宣傳高考成績、炒作高考狀元。

此外，就在最近一段時間，許多剛剛參加完高考的考生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一些高中在高考成績發布后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第一。不是卷面分第一，就是含照顧加分后的第一；不是綜合成績第一，就是單科成績第一；排不上省級的第一，就排市級的第一。有的學校為了比別人多一些第一，居然造出了“理科前18名我校占6人，居全省第一”的噱頭。據知情人士透露，每招來一名學生就能給學校帶來一年1600元至2000元的學費收入，另外住宿費、伙食費等其他開銷，都能給學校帶來經濟利益。

或許我們找到了一些學校熱衷于宣傳“高考第一”現象的根源，但是事實上我們只不過關注到了一棵“獨苗”而忽略了滋生的土壤。有的學校聯合有關社會培訓機構適時推出“高考第一名成才之路”講座或分析會，并邀請高考成績出色的學生現身說法，以吸引大批“望子成龍”的家長，從而“成才”代替了“成長”。

匪夷所思——問題重重的早教潮流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令家長熱血沸騰的口號，在廣州催生了40多個早教品牌機構。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是0至3歲的小孩，他們提供的一堂45分鐘的早教課程，低則過百元，高則兩三百元，但是即便如此，似乎依然無法滿足廣大父母的迫切需求。

如此高價的兒童早期教育能否讓自己的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呢?我們目前無法等到參加早教課程的孩子們長大后來驗證這個問題，但是卻可以從一些客觀的事實來了解一下早教行業的真實情況。

首先，我國0至3歲的教育培訓仍未納入學前教育管理當中，教育部門尚未出臺管理辦法、行業標準等，因此對于早教機構，由于至今都沒有教育質量標準，所以很難辨別清楚此類機構的服務質量究竟是高是低。其次，早教機構的師資力量也是有待提升的。雖然各個早教機構都標榜自己的老師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并且都經過公司獨特的早教理論培訓，但真實的行業情況則是國內不少早教機構只對員工培訓2至3個月就上崗了。

調查發現，由于一些父母“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的心愿過強，于是便有了“教育越超前越好”一說，因而早期教育進入家庭之后就被演變成了“超早期的行為能力訓練”。